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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大学的经历----献给祖国60岁生日

1976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多事之年,那年我19岁,还在高中读书。在我的记忆里,有几件非常大的事情先后发生:18周恩来总理病逝;76朱德委员长逝世;728唐山大地震;99毛泽东主席逝世;接下来就是当年106日四人帮垮台。这一切变故,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孕育着中国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然而,转变需要过程,年末我高中毕业,仍然要按照十年来的惯例到农村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春节过后的1977年初春,我告别了母校和亲人,来到位于明十三陵脚下的北京昌平县农村插队。

当时的中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我们每天和农民一样,早上听着队长的钟声到小队部,由队长点名派活,傍晚看着太阳落山收工。干农活非常苦的、特别累,不到一个月时间,我的双手都长满了血泡。然而,身体上的劳累还不算什么大事,心里头的烦恼才是要命的。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今后的出路,不知道将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能看到的就是插队两三年之后的老知青陆续有人返城当工人或售货员,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好的出路了。我从小生活在高等学校的家属大院里,耳濡目染,梦想着有一天自己成为一名大学生。可是文革开始后,大学先是停止招生,后来从1972年开始,每年来一些工农兵学员。这些工农兵学员不是通过考试选拔而是基层推荐上来的。听大人们说,这些人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普遍较差,有些人连分数加减法都不会。现实使我对于儿时的理想上大学,已经失去希望,只求能够好好表现,争取回城当个工人什么的。当时的感觉是,自己的命运掌握在生产队长手里。

就这样,我和当地农民一道,经历了那年的麦收、又经历了秋收。到了197710月,听到外面传来消息说,可以考大学了。当时正好回家探亲,邻居的叔叔阿姨们纷纷谈论此事,说上面正研究恢复高考,有人建议从明年夏季开始,可是邓小平说,还等什么,马上开始!城里边许多没有去农村插队的“困留生”或正在高中读书的在校生都已经开始复习功课。在农村,高考的气氛远不如城里。我周围的同学虽然都有想法,但是谁都没有什么信心。文革开始后就停止了高考,至今已经积压了十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我们是这批人中最小的一届,也是文化基础较差的一届。我们19659月入小学,文化大革命1966年夏天开始,就是说,从我们的小学二年级开始到高中毕业,都是处在那个读书无用的文化大革命年代,那时在学校里文化知识学得很简单,同学们都不爱学习。因此,一同去插队的不少同学都打算先复习半年,第二年再考,可我还是想试试。

跟生产队长请好了假,我在高考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到家里。没有什么复习资料,我只是找出了上学时的课本和一两本文革前的课本。复习准备高考的日子不长也不紧张,我不知道如何复习,不知道从何下手。当时师院有一个政治辅导班,在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听广播,免费参加。老师讲,我们就记笔记,听完后回家整理笔记、死记硬背。除了政治,别的科目都是靠自己复习的,所谓复习就是把学过的东西回忆起来,时间短也做不到系统化,没学过的东西不可能现学,时间来不及。比如有机化学我们高中一点都没有学过,就放弃了。在高中的时候,我最喜欢数学,自认为学得很好,可是复习时发现排列组合、立体几何等很多知识都没有学过。语文课我基本没有做什么准备。值得庆幸的是,1977年高考的北京考卷语文考试只要求写一篇作文,题目叫做“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个题目对我不成问题,我在农村插队劳动的这一年的确是战斗的一年,有太多的劳累和辛苦,也有颇多的收获和体会,我经常为大队广播站写稿件,也被评为先进知青,还被派到城里学习过。高考作文一气呵成,把给大队广播站写稿的本事都用上了,记得有几个汉字不会写是用拼音代替的。那年理工科考四门:数学、语文、理化、政治,满分是400分,我的高考总分数是329分,数学考了90多分。其实,那年的考试分数是不公开的,我的考试成绩是上了大学以后从辅导员那里知道的。

我考大学的考场在插队的地方—北京昌平三中。因此经过近一个月在家里的复习,我回到农村参加考试。临走时妈妈用瘦肉丁炸了一瓶酱给我带上,那时农村的伙食非常清淡,每天只吃一顿青菜,早晚都是咸菜。妈妈是想用这瓶酱对蛋白质进行补充,也寄托了她对我考试的希望和祝福。那是一个很大的深色玻璃瓶,里面的肉块多于黄酱。记得非常清楚,从家里回生产队那天,下了公共汽车本来要走一个小时路才能到村里,恰巧遇到一辆队里的手扶拖拉机,于是跑着过去搭车,在往车斗里爬的过程中,首先把书包放到车上,可是一高兴就忘记了书包里的炸酱,玻璃瓶碰铁车帮,砰的一声,瓶子裂了。还好,酱比较干,瓶子也碎的不厉害,于是连破瓶子带酱都带回了知青宿舍。当天全宿舍8个姐妹着实美餐了一顿。肉酱不能陪伴我的高考日子了,可是妈妈的祝福却始终陪伴着我,鼓励我战胜困难,走向光明。

1977年的冬天,是一个不寻常的冬天,就是这个冬天,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被压抑了10年的中国知识青年,终于有了靠自己来改变命运的机会。高考的时间是在1977121011日两天。考场虽然是楼房,可是教室里没有暖气,靠火炉取暖。记得每天早上一进考场满屋子都是烟,屋子里还没有暖和起来呢。考试那两天,我们都是从村里走着过去,中午还要回村吃午饭,所以一天走两个来回。考试期间仍然在村里的知青食堂吃饭,早晚咸菜和馒头,中午有熬白菜。这些条件与现在的考生们受到家长的百般呵护相比,形成巨大反差。坐在考场里环顾周围,发现有些人是认识的。和我同一考场的有下乡知青、回乡知青,还有小学教师。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大姐,就是我们邓庄大队小学校的老师,她至少也有30岁了,因为她已经有两个不小的孩子了。可见当时几乎想学习的年轻人都参加了考试。后来的资料显示,当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是570万,被录取人数是27万,录取率仅为4.7%。这真是百里挑一。考题并不难,要是把那些试卷拿给现在的高中生们做,他们一定会感到很轻松。可是,在那个知识被禁锢了10年的特殊年代,在那个读书无用论调盛行的年代,谁只要对知识表现得亲近一点,谁就会在这场突然来到的机会面前脱颖而出。

我是幸运的,高考后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体检通知。虽然全大队收到体检通知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从小在体校练排球的体育特长生,但是到县里参加体检时,还是遇到了来自各个公社的不少插队知青。录取通知书也很快经公社转到大队。当队长拿着通知书给我的时候,我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激动,只是在心里庆幸,能够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人际关系和走后门离开农村上大学,我特别感谢邓小平同志给我这样的机会。

 1978年春节过后,我回插队的农村办理各种离开的手续,准备上大学。记得离开农村的那天,我父母单位派了一辆车,到附近的各个公社接考上大学的几个孩子。那天,我爸爸妈妈都随车来接我,他们到大队长和知青队长家里告别,我当时能感觉到,父母此时是最开心的时候。一年来,我在农村劳动,他们在家里一定操了不少心,不但为我的身体和安全操心,也为我的前途操心。让父母开心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哥哥。我哥哥是文革十年积压下来的最老的一届高中毕业生,就是所谓老高三的。1966年正准备考大学文革就开始了,他到一个非常偏僻的没电没水的农村,当了小学教师,这样一等就是十年。哥哥高考也考了300多分,上了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上大学那年他过了30岁。我们兄妹两个相差10岁,却同时考上大学。我们家一下子就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在当时是很让邻居们羡慕的。要知道当年的录取率不到5%,我们家却是100%

197835,我到北京工业大学报到,成为一名高等学校的学生,开始了新的生活。文革十年,教师队伍严重不足,随着高考的恢复,即将迎来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教师的培养迫在眉睫。北京工业大学因此在全校考生中择优招收了三个师资班:数学、物理和力学。高考报名时的招生简章里并没有这些专业,我们班同学被招到物理师资班,都是由于我们在志愿里报了其他学校的物理专业。听说我们班的平均分全校第一,我们班陈建华同学的考分也是全校第一。入学之后我发现,我们班同学真是太厉害了,35人的班集体里,藏龙卧虎。同学们的学习劲头一个比一个高,整个校园里充满了浓郁的学习气氛,大家恨不得把十年耽误的时间都一下子补回来。这就是77级,一个将被中国历史永远铭记的77级。这些年来,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听说是77级的,相互就感到很亲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我们的祖国60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文革10年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党能够拨乱反正,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就是顺应历史、拨乱反正的伟大举措,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把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农村招到大学里读书,给我们以知识和出路,它的意义在于,使中国走上了一条重视知识、科学强国的正确发展道路。我把30多年前参加高考的经历写出来,作为献给祖国60华诞的礼物,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200991 沈京玲于汇丰家园